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经济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中国经济外交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中国开展周边经济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总提状况。进一步了解当前中国周边经济外交面临着哪些困难?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课程内容：1.经济外交的基本特点及主要历史演进
2.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外交的历史演进
3.中国开展周边经济外交的成就与现状
4.周边经济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
近年来，中国外交本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战略，依据“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联系，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出极为有利的区域环境。这其中，经济外交功不可设。
一、 何为经济外交
一提到“经济外交”，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金钱外交”或“金元外交”，即用经济手段为国家谋求对外关系上的政治、军事等利益。这种看法不能算错，但并不全面。事实上，经济外交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即以外交为手段，为国家谋求经济利益。由此看来，经济外交使经济与外交的辩证统一，即可“以经济促外交”，也可“以外交促经济”。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经济外交已成为各国谋求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日益受到重视。在不同时期，随着国际时局的变化，经济外交的侧重点也不会不同。一般说来，在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为促进经济复苏，各国政府会侧重“以外交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或财政赤字屡创新高，或失业居高不下，或者兼之，纷纷将经济外交的重心从“以经济促外交”转移到“以外交促经济”。
从国际上经济外交的实践来看，日本和美国比较典型。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以外交为手段，而把经济增长和重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作为战略目标。美国则是以经济为手段，而把外交政策的实现作为目标。
1. 日本式经济外交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政治上变成了小国，只能致力于发展经济，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日本政治精英对此有充分认识。1952年11月24日，吉田茂在施政演说中提出：“政府准备首先进行一系列的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以及发展贸国的睦邻友好，经济外交与调整对美国的关系”。这是“经济外交”概念第一次明确地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外交文件中。实践证明，在政治上解决对美关系后，日本通过经济外交迅速增进了实力。由此，日本的经济总量逐渐赶超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大国，并于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体。从此，经济外交便成为日本获取商品市场，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工具、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立下汗马功劳。
在经济外交方面，日本使用得最多的是对外援助，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ODA通常是援助别国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但日本所援助的钱从来不是一次性支付的，在一段时期内，日本就要求支援国与它互动和接触，一旦受援国没有满足它的条件，它往往不再继续给钱。对中国的ODA问题上，日本也是这样做的，这中间绝大部分资金都不是无偿援助，战后以来，日本一直是把经济作为目的，政治和外交作为手段，现阶段，日本则比较明显地以经济为手段，去获取政治利益。如以大笔的外援助寻求“入常”等，还有在中俄石油管线项目上，实际上却是在拆中国的台，为的是政治和战略的利益，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步伐。
2.美国式经济外交
美国的经济外交一向是将经济作为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哈弗大学教授亨廷顿对此论述得颇为透彻。亨氏断言：美国的经济能力与经济关系必须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即鼓励东西方合作，遏制苏联扩张，以及促进美国的价值观传播。
亨廷顿进而认为，美国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绝不能与美国和英国、德国之类的国家相提并论。如果苏联借援和的名义行军事扩张之实，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就别无选择，只能关闭经济援和的大门。亨廷顿强调，经济援和与军事敌对不能长期一起出现。对于美国这样的经济、军事霸权国家，经济更多是作为达成政治目的手段而使用，政治而不是经济更能实现霸权政治。因此，美国的经济外交更过是使用经济援助和贸易制裁等手段来谋求政治利益，所以它的经济援助理所当然要把诸如“人权”、“民主”、“自由”等条件附加进去。甚至把掏钱帮助某些国家的反对派来推翻现政府，从中牟取政治利益。中亚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就是如此，资金来源就是美国的国际开发署。
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实践表明，随着国家实力增长，经济外交从注重经济结果渐渐转向由外交政策目标主导。但也需注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种传统也能并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有些类似17、18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即权力和财富都可以作为手段和目的，尽管短期内有所矛盾，但长期而言都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
二、中国经济外交的演进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评价说：“我们是被亚非拉的穷兄弟们抬进联合国的。”这一成就的取得，完全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外交。
中国的经济外交是援助亚非拉国家起步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中国通过对外援助，为非洲国家修建了包括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在内的一批基础设施。通过这些援助，中国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后来非洲国家在中国重返联合国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毛泽东才会有此一说。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外交的侧重点是“以经济促外交”。
在整个美苏对峙时期，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保障生存，而不是扩大权力。新中国在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之后，对苏经贸在中国外交经济关系中占据对主导地位，其次是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再次是第三次世界，最后是欧美国家。1953-1971年间，中美贸易甚至为零。这些事实表明，政治关系决定性地影响到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格局。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如果缺乏政治意识，那么长期面临极大的风险。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带动了周边外交发展和中国外交格局的转向。首先是中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10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中日友好条约》。不久，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了日本。他参观了神奈川县的日产汽车公司，千叶县的君津钢铁厂、大阪的松下电器公司。之后在东京的记者会上邓小平表示，中国要借助日本的科学技术和资金，提升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水平。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经济外交中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特点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的经济外交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逐步展开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随后在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上改变了原来的内政为外交服务的思路，强调外交为内政服务，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改变了政治挂帅的思路，开始强调政治为经济服务，政治与经济并重，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为了适应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鼓励外交干部学习经济知识、熟悉国际经济关系，为搞活经济作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同亚洲经济体中的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先进者建立了密切关系，此外还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反霸以及配合美国外交战略的大前提下，非常愿意同中国发展关系，同时这也为中国扩展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府认识到，只有顺应大势积极参与其中，才能赢得发展。中国加大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国际多边经济组织，经济外交的思想更加明确。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1997年10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中共中央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构建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压倒性任务。这一阶段的经济外交，在经济层面上手段越来越多，传统的对外援助中增加了合作合资基金。特别是贸易手段显著增强，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的经济外交也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外交在整体外交工作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中国日益认识到要把中国的发展同周边的发展联系起来。中国周边外交以“安邻”和“富邻”为两大手段，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地区环境。2004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10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郑重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强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外交已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战略之中。从中国的角度讲，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迈上新台阶，中国的经济外交也越来越重要。随着中国经济总理达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外交的内容也得到了极大扩展，包括贸易投资、对外援助、财金外交、能源外交、气候环保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所有内容。
作为当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外交体现在中国全方位外交格局中，成为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基础。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宽松的国际环境，提升本国国际经济地位，扩大影响力，提升话语权，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显著效果。
首先，与西方大国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维护关系总体稳定，推动经济外交，加强经济联系，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方面。欧盟、美国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已成为中国在世界的三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额近几年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2011年总额达到5672.1亿美元，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1979年中美贸易还不足25亿美元，而2011年达到4467亿美元，32年间增长了将近179倍。目前中美经济高度依存。中美经济联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经济关系也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纽带。中日贸易额由1978年的48.2亿美元增强到2011年的3449亿美元，33年间增长了大约72倍。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很高，1993年后的连续10多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合作成为了中国经济外交的主体和基础。
其次，经济外交也是增进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中国政府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于2004年专门召开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上一个新水平。他指出，“要善于把政治上的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以政促经，政经结合”；“经济合作的形式要多种多样，注重实效，把贸易与投资、援外资金与信贷资金、‘走出去’与‘请进来’结合起来”。通过调整政策，探索新途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已经由原来的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转变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在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同时，中国近年来还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继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后，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成为增进中国与之关系的重要方面。
据中国政府2011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介绍，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中国共向76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项目325个，其中建成142个。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61%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8.9%用于支持石油、矿产等能源和资源开发。
第三，中国的多边经济外交更加活跃，形式多样。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后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入世之后，中国在世贸框架内为扩大开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增强贸易透明度；保护知识产权；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积极参加以世贸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将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作为多边体制的重要补充，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中国还积极进行多边经济对话，参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领导人通过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性会议，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界人士交换看法，增进了解。其中，胡锦涛主席2003年首次参加G8集团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讨论，开始了中国同G8接触，在解决全球面临的重要经济问题、能源和环境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立场，阐述中方的观点，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目前中国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达成了5个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与更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类似的协议。其中，根据中国与东盟2002年达成的协议，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初步建成了一个拥有17亿人口、继北美、欧盟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第四，中国经济外交的内容不断扩展，领域广泛。伴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能源外交、气候外交等新的经济外交形式在中国外交中逐步展开，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气候外交为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变化给人类所带来的危机，为切实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专门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国际上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问题国际合作，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在能源、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国家合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新内容。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国经济外交的内容日益丰富、手段日益多元、领域不断扩展、层次更加清晰，在整体外交中的地位有了极大提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交往的增多、国与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经济外交的内涵和外延还会不断扩展，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也会不断提高
三、互通互联、安邻富邻
如果吉尼斯世界纪录出这样一道题：“世界上哪个国家邻国最多？地缘环境最复杂？”答案恐怕非中国莫属。
中国在陆上同14个国家接壤，同6个国家隔海相望；全世界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6个在中国周边（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军事力量排在世界前25位的国家中有8个在中国周边；公开宣称拥有核武器的8个国家中的4个在中国周边（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俄罗斯）；当今世界五大潜在热点冲突地区（中东波斯湾、中亚、南亚次大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中的4个在中国周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除了欧盟和美国以外，都在中国周边（日、俄、印、东盟）。周边关系和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的发展环境影响极大。可以说，周边乱，则中国损；周边稳，则中国安。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周边地区是中国的安全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周边地区是中国主要经贸伙伴和重要市场之一；从大国关系的角度看，世界主要大国都在中国周边，又是稳定周边、立足亚太的重要一环。可以说，中国地缘环境既有“先天不足”的一面，也有“后天可塑”的一面。所谓“后天可塑”是指近年来，中国外交本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战略，依据“睦邻、安邻、富邻”的“三邻”周边政策，稳定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地缘安全环境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在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联系。
1．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成效显著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大幅增加，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市场，周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倚重增加，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国际市场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维护与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成为周边国家重要的政策取向。
第一，近10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形成了深度依赖关系。2002年，在周边国家中，中国占该国贸易比重超过10%的有7个，2008年上升为19个。其中，中国与印度、伊朗、朝鲜等6个国家双边贸易增幅超过30%，中国首次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并继续保持与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02年周边国家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为38.35%，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下滑近4个百分点，但仍占贸易额的1／3以上。这一趋势表明，周边国家仍然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对象，但地区贸易比重的下降却显示中国正从区域性贸易大国朝着全球性贸易大国迈进。从某种程度上讲印证了如下观点，即中国没有垄断亚洲贸易，而是正带领亚洲其他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陆上邻国对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渐上升，而海上邻国由于日本一国的下滑、韩国份额基本不变而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这一变动说明了近些年陆上邻国基础设施和贸易便利化的进展。总体而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周边国家分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也不断调整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
第二，中国周边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形成了不同的模式。2002年至2008年，中国占周边国家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大致可以分为四组：贸易比重增长3倍以上的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菲律宾、不丹、乌兹别克斯坦；增长1倍以上的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印度、澳大利亚；增长0.5倍以上的国家包括老挝、伊朗、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孟加拉国、柬埔寨及韩国；增长0.5倍以下的国家包括尼泊尔、缅甸、印尼、新加坡、日本、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国、俄罗斯以及文莱。从这边国家在中国贸易中的地位变化来看，则可以分为三组：所占比重较过去上升1倍以上的包括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乌兹别克斯坦、印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比重有所上升的包括越南、伊朗、泰国、孟加拉国、菲律宾、朝鲜、巴基斯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尼泊尔；比重下降的国家包括韩国、新加坡、缅甸、日本、文莱以及俄罗斯。
第三，中国的亚洲贸易格局在过去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中亚、南亚与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双边贸易关系增长迅猛的三个区域。对这三个地区的国际贸易而言，中国重要性上升；而这三个区域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亚地区地位下降。例如，中国占日本国际贸易的比重从2002年的12.6%上升为2008年的17.3%，而日本占中国国际贸易的比重却从2002年的16.4%下降为2009年的10.4%。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正日渐成为周边国家的贸易中心，日本的地区地位迅速下降。这一景象在10年前还处于人们的展望阶段。
2．中国与周边四大区域的经贸关系
（1）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
从地理范围看，东北亚地区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广义上也包括中国、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在东北亚地区，中日经济体量无疑占据主导。从2011年的GDP总量上看，中国约为7.3万亿，日本5.9万亿美元，俄罗斯1.9万亿美元，韩国1.1万亿美元。中日加起来等于俄
韩的4倍多。中国大约是俄罗斯的4倍、韩国的7倍。相应的，中国与日韩的贸易额明显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2011年中国向日本出口1483亿美元，向韩国出口829亿美元，韩日两国占中国总出口的18.5%。从进口来看，2011年从日本进口1946亿美元，从韩国进口1627亿美元，日韩占中国总进口额的20.5%。因此，中国对日韩的贸易是入超状况。
据2012年5月公布的《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介绍，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六位。日本、韩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1年底，日本、韩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分别接近800亿和500亿美元。
如果GDP总量与双边贸易关系衡量的话，中俄间的贸易成绩并不理想。2011年中俄贸易总额只有835亿美元，只相当于中韩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不过，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随着俄罗斯于2011年加入WTO，中俄贸易将会取得比较大的进步。
由于朝鲜、蒙古的经济总量较低，人均收入也差一些，其与中国的贸易量也比较低，2011年分别为56亿美元、64亿美元。尽管中蒙、中朝间的贸易量都比较小，但两种经济关系与政治的权衡有所不同。中国中国对蒙古国的政策主要是通过搞好关系来获得中国需要的资源，并帮助蒙古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2009年和2011年，中国有两位政治局常委分别出访蒙古国，双方同意发展中蒙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2012年3月，中蒙将1年前签署的50亿元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扩大至100亿元人民币。中国对朝鲜的经贸政策根据“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原则进行，2011年6月又增加了“互利共赢”这一原则。2011年10月，李克强副总理访问朝鲜后表示，中朝共同开发、共同管理“两个经济区”项目正式启动并稳步推进，新建鸭绿江公路大桥工程正式动工；中朝间最大的民营合作项目惠山青年铜矿正式投产。两国在边境互市贸易、交通旅游、跨境运输、物流合作等方面也取得积极进展。
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蒙古、朝鲜的直接投资增长较快。据统计，2003年中国对北亚五国的投资存量为4.2亿美元，2010年增长到62.3亿美元，7年间增长近15倍。其中，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增长2.7倍，对日本增长12.4倍，对朝鲜增长205倍，对蒙古增长107倍，对俄罗斯增长45倍。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存量为27.9亿美元，对蒙古的投资为14.4亿美元，对日本的投资为11亿美元，对朝鲜的投资为8.7亿美元。
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主要分布在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林业、贸易、轻纺、家电、通信、建筑、服务等领域，对韩国直接投资涉及的领域已从过去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全方位的经营活动，对日本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贸易、金融、零售、物流、餐饮、航空等领域。
（2）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10个国家。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实现了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交或回复外交关系。1992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上比较，中国都要远胜于东盟。针对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外交理念，并且试图通过经贸合作，缓和地区内矛盾，促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水平的提升。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令人瞩目，其中，双边贸易一直是最活跃的。1975年，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建立关系时，双边的贸易总额仅有5亿多美元，到2011年双边贸易额达3623亿美元，其中中国向东盟出口1698.6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东盟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但是，由于东盟10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加之经贸交往历史等因素，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贸易规模很不平衡，主要贸易伙伴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老成员国。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是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贸易伙伴国。2010年三国占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接近75%，剩余七国加起来约占25%。2011年，中国对马来西亚进出口贸易总额为900亿美元，首次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对泰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47亿美元，对新加坡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35亿美元、334亿美元、32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主要是通过纺织服装、电子等产业转移，以加工贸易为主建立的产业分工关系，即中国从东盟进口零部件、半成品，完成加工组装后在向发达国家出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东盟存在贸易逆差，而对欧美形成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不过，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日趋饱和，上述模式难以为继，现实的发展迫切需要双方依赖自身内部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
从投资来看，2010年，中国对东盟投资主要流向：金融业10.79亿美元，占24.5%，主要分布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采矿业8.98亿美元，站20.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7.9亿美元，占18%；制造业占11%，主要分布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等；建筑业占7.9%，主要分布在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等；批发和零售业占3.9%，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主要还是获得资源和能源为主，而对制造业的投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对外援助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外交中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对外援助对象主要是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新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东南亚完成了昆曼公路老挝段、缅甸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柬埔寨7号公路等项目，援建了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老挝国家文化宫、万象凯旋门公园、老挝国家电视台三台、老挝地面卫星电视接收站、中菲农业技术中心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
（3）中国与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
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7个国家。
中国与南亚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但是由于南亚地区局势动荡，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和投资总量仍然偏低，与近3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不相匹配。未来中国与南亚的区域贸易发展潜力巨大。据统计，2011年，中国对南亚出口713亿美元．从南亚进口261亿美元，贸易总额974亿美元。由于南亚国象经济落后，各国均存在对华贸易逆差，改善贸易不平衡现象是中国与南亚经贸关系发展的重点之一。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主要经贸伙伴。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印度的对华贸易在区域发展中影响巨大。近些年，中国对印度贸易呈快速增长趋势。1996—2005年平均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对印度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的近两倍。2010年中印贸易额为617.6亿美元。2011年增至739亿美元。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印度是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钢材、肥料、电话机、医药品、农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家具等，中国自印度主要进口商品有铁矿砂、棉花、塑料、汽车零件、宝石及贵金属等。
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目前中印之间的贸易规模还相对较小，相互投资规模小，增长波动大；两国相互依存度较低，经贸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对中国而言，印度既是巨大的潜在出口市场、潜在投资目的地，又是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随着印度对外经贸政策的日趋自由化，积极与印度进行经贸往来应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
2011年．巴基斯坦的GDP为2111亿美元，增长率为2.4%。2010年，中巴贸易总额达到86.7亿美元，其中出口69.4亿美元，进口17.3亿美元。2011年，中巴贸易达到106亿美元。2010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投资3亿美元，投资存量达到18.28亿美元，位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第13名，中巴经济的互补性是双方可贸易商品较多的前提。中国对巴基斯坦的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化工原料、机械设备、医药、五矿产品、轻工业品等。巴基斯坦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棉花、纺织品、皮革、羊毛、铬矿石等。
此外，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海外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之一。截至20lO年底，中国在印度完成经济合作营业额52 6亿美元。在巴基斯坦完成21亿美元。不过，我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以承包工程为主。设计咨询以及技术服务金额小，高技术人才输出少。在投资方面，中国对南亚国家的投资规模尚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4.2亿美元，投资存量总额为24.6亿美元。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长期是中国的主要受援国。迄今，中国已向孟加拉国政府提供经济援助37.95亿元人民币。在对巴基斯坦的长期援助中，中国援建了喀喇昆仑公路和瓜达尔港等重要设施。20lO年，巴基斯坦遭遇洪灾，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共计1.2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援助物资。中国的长期援助对于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并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友好关系。
(4)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
关于中亚的地理范围，不同国家有不同说法。最普遍的主要是指中亚五国，即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
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交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关系进展迅速，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进出口增速明显。据统计，2011年中哈贸易额为249.5亿美元，中吉贸易额为49.8亿美元，中乌贸易额为21.7亿美元，中土贸易额为54.8亿美元，中塔贸易额为20.7亿美元。2011年，哈萨克斯坦占到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的63%，比2010年下降5%，这一比例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总量占中亚五国比例接近。自2009年起，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入2010年，中国已成为啥萨克斯坦的最大出口国。2009年，中国由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I0年，中国成为塔吉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五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吉是中国在独联体国家中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从商品结构看，中亚五国出口至中国的商品以能源矿产品居多而中国出口至中亚地区的商品相对多元化。鉴于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差距，这种贸易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善。由于哈萨克斯坦本身具备的经济总量、面积以及人口优势哈萨克斯坦在中亚与中国贸易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不会改变．
从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看，2010年投资存量近3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5.7倍。其中哈萨克斯坦占54%，其次是土库曼斯坦占22.4%，再次是吉尔吉斯斯坦占13.5%。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仅占10.1%。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投资主要是2009年和2010年增加的。2008年时投资存量只有142万美元。从存量看，尽管中亚五国不能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但也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主要涉及石油、矿产资源开发、建筑、建材、通信、餐饮等行业。在土库曼斯坦的中国企业主要涉及的是油气、交通、通信、农业、纺织化工、食品工业和建筑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主要涉及轻工、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农业种植、养殖、矿产资源开采和冶炼、承包工程、通信服务、运输等。
3．着力推动构建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机制
中国通过参与和推动东亚多层合作机制（东盟10+3、东亚峰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包括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构筑了一种基于现实利益、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特点的周边合作关系框架。
(1)东亚地区：加速推进地区—体化
对于日本、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我国主要是通过搞好政治安全关系，疏通经济关系来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比如参与生产网络的建设，加速推进地区—体化。
中韩两国于1992年建交，两国各领域关系发展迅速。1998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韩国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08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促进贸易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由于 认识到韩国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中韩建交后不久即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1994年中韩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2007年9月双方对投资协定进行了重新签订。在今年1月公布的《中韩联合新闻公报》中，双方表示将共同致力于实现2015年贸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基础，是中韩双方自2005年以来就开始磋商准备建立的自贸区。
中国与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自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中日签署了4份政治文件，都强调要搞好双边关系，特别是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后，双方决定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双方对这一关系的认知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更强调战略性，而日本方面则注重实际利益。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体，日本更看重双边关系中的互惠性。
除了双边关系的推进之外，中日韩之间更具特色的三边合作，中日韩三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贸易总量占东亚的70%，世界的20%，中国于今年5月公布了《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认为中日韩合作已经为三国巩固睦邻友好、拓展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10多年发展，中日韩之间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合作体系，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外交、经贸、科技、文化等18个部长级会议和5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自2003年发展《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以来，中日韩三方的共同宣言或声明已多达7份，在2012年公布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共同宣言中，三方重申加强合作，营造具有吸引力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2）东南亚地区：逐步实现互联互通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多年来，在20多个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搭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等一系列合作平台，促进了双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和东盟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的互联互通是全方位 、深层次、战略性的，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方面，主要是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的互联互通，这几年双方陆路和航空的互联互通已取得重要成果，下一阶段要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大通道的建设。“软件”方面，一是制度互联互通，重点是建设好中国－东盟自贸区，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二是感情互联互通，通过民间友好组织，青年、妇女、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渠道，积极加强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加深彼此了解，夯实双方睦邻友好的社会基础。
在区域合作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亮点，也是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未来有重大安排的合作安排，从目前各国扩大经贸的实践看，建立自贸区是发展和扩大经贸关系的有利工具，也可为政治安全合作奠定基础，有助于促进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时，中国与东盟已经开始 调整双方经贸关系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与建设就是调整的成果之一，目的是一方面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对外出口成本，另一方面建立统一的内部市场，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于2000年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2002年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自由贸易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当年早期收获产品贸易额增长40%，超过全部产品进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年底，中国与东盟经贸部长《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是为了规范中国－东盟双边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处理有关贸易争端的法律文件，这两个协议操作性强，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双方的经贸关系创造了公平、规范、便利的氛围。对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都将发挥积极作用。2007年，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定》，2009年，双方共同签署了《投资协议》等多项合作文件，至此，中国、东盟为自由贸易区建设和运行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保证。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间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将创造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有力推动了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为2927.8亿美元，2011年双边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2012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1878亿美元。
（3）中亚地区、上合组织成为安全与经济的两大支柱
在中国与中亚经贸关系拓展中，以安全与经济为两大支柱的上海合作组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成立伊始，上合组织就认为，一方面“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另一方面“利用各成员国之间在经贸领域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泛机遇，努力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双边和多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合作的多元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会议上指出，“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安全和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步带动其他各领域全面全作的发展思路。”
从上合组织议题的拓展来看，其中始终体现着“政经合一”的逻辑。
首先，议题围绕安全、经济两大领域逐步深化，2001年6月，上合组织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9月，又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此后，上合组织便围绕着全面落实安全与经济两大议题，召开各相关领域部长级会议 ，设法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与工作机构。2003年9月，六国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这标志着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开始步入正轨，2004年1月，上合组织的两个常设机构－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启动，这标志着上合组织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地区合作组织。
其次，六国确立了经济合作领域的先后次序，并以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为基点推进区域经济合作。2003年9月，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第二次会议上，中国认为各成员国需进一步消除在海关程序、商务流动等方面存在的壁垒。中方建议，优先启动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此后，上合组织以大项目推进区域合作。例如，2006年7月，连接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杜尚别－恰纳克”公路修复改造工程开工，这是第一个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利用中国优惠贷款进行的项目，类似的项目还包括塔吉克斯坦500千伏南北输变电项目。2009年12月，长达1833公里的天然气输气管道从土库曼斯坦出发，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输送到中国新疆，然后被接入中国的天然气管网输送到4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中国参与中亚地区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维护地区稳定与确保能源安全。长期来看能源贸易是中国中亚政策的重心。
再次针对中亚地区部分国家经济落后的特点，中国提供了资金援助。中亚五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其余四国人均GDP都低于中国。为此，中方在2004年的塔什干峰会上宣布提供9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在2009年的叶卡捷琳堡峰会上宣布向上合组织框架内多边和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提供100亿美元信贷，用于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民生领域的合作项目，同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局势，中国还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派出贸易投资促进团，改善中亚五国的国际贸易、投资状况，提升这些国家的技术本平。
4. 企业“走出去”、地区合作与周边外交拓展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两个重要方面。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此后，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与海外投资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8500家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2000家，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 万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500亿美元。
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2008年占到当年流量的77.9%，流量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2个，其中周边地区占11个。在投资关系上，周边国家和地区可分成以下几类：第一，中国香港遥遥领先于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吸收了对外投资总额的88%；第二，东盟国家占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额的3.5%，其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相当突出；
第三，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占2.8%，前者以采矿业为主，后者则是房地产和采矿业；第四，中亚、南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第五，韩国和日本。
那么，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在东亚具有何种历史地位呢？以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海外直接投资为参照，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大致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自1970年开始突破10亿美元，此时日本GDP约为2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两者之比为0.5：100。自1972年开始，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跃上个新的台阶，规模一下子扩大到以前的3-4倍。1975年末存量达到15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居世界第四位。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开始起飞，2005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22.6亿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GDP为183868亿元人民币，约合22671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为0.54%，此后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均超过0.5%，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日本当年在东南亚取得经济迅速扩张与政治合作有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周边外交帮助日本企业开拓并巩固了东南亚市场。1977年，福田提出对东南亚的总体政策，具体包括三点：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建立与东南亚各国“心心相印的相互依赖关系”；积极与东南亚各国加强合作。日本在东南亚的经营为其20世纪80年代迈入“国际国家”奠定了基础。中国合理利用日本的以政治推进经济的经验，从推动周边外交伊始就注重政治与经济两者相结合，这是促进与东南亚合作的重要手段。
中国企业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也需要中国政府在地区安全合作和经贸便利化上的经营。上合组织毫无疑问推动了中亚地区国家和中国的政治互信，各国愿意参与地区合作，以此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崛起的红利。2006年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签署了第一批对联合投资项目的贷款和投资协定。而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重大项目的投资合作，特别是能源资源的开发、生产、加工以及运输等。上合组织观察员蒙古国看到此举之后，表示将积极参与上合组织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特别是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过境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不言而喻，中国企业在上述三个领域的一流国际竞争力起了作用。2009年10月，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八次会议上，成员国强调国际金融危机、“三股势力”、毒品跨国犯罪成为威胁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各成员国所构建的地区性制度正好在加强成员国的团结互助，深化安全合作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进展更加有利于理解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安邻”与“富邻”两大支柱。2001 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了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由于经济增长与安全合作同时取得进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有了大范围的推进。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研究员所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步棋把我国的外交这盘大棋搞活了”。东盟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失去全球竞争地位，特别是在吸引外国应接投资方面。
改善与东盟的关系，特别是加强与东盟的经济联系，中国方面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云南广西等边疆省份。过去很多年这些地区受制于国防和战略考虑，无法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减轻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国际安全压力，将有效释放市场力量，激活地区发展，从而为凝聚社会力量，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经济的布局首先从邻近中国香港的华南地区展开，然后是由南向北依次递进，在开放进程中利用了日本、东亚“四小龙”所积聚的力量。这段历史表明，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以及一个合作开放的经济战略将有效提升中国地方经济的活力，从而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奠定基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改善，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首先为地理上的相邻地区打开局面，必然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长期来看，为中国形成发展、均衡、开放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技术援助等急剧扩大，中国外交部门扩展只读积极应对新挑战，海外利益的保护被提上议事日程。2004年中国外交部设立了涉外安全事务司，专门处理和协调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这项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外交“以人为本”的精神。外交制度的变革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理念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外交要与时俱进跟上相关行为体的利益变革与需求。中国企业日益增多并复杂化的海外投资与海外经济合作需要中国执行“大外交”，改善对中国国家利益来源、利益维护机制以及拓展手段等的认识。从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制度变革源于经济利益的海外拓展，同时在手段和目标上不断跟进中国的社会性需求。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充分利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机会，也为这一战略性安排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利益创造与制度建构还将不断深化。
四、展望未来，迎接挑战
从定义来看，经济外交注重政治与经济两者的关系。一般而言，单纯以经济手段推进经济关系发展的做法不能称之为经济外交，因为经贸往来有时纯粹是市场经济行为。这或许也是有些学者提出“对外经济关系”不等同于“经济外交”的意思。同样，外交如果仅仅围绕传统的国际政治，那么更谈不上经济外交。不过随着我国确立总体外交战略，越来越宽泛地使用外交这一概念，可以预计今后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将融合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一举一动可能都有很强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有时对外交和对外战略也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影响，也就是经济外交中的外交含义突出更多一些。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国际格局的总体特征是：传统力量中心进一步衰退，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迅速上升。在亚洲，经济上最明显的是美日占全球比重下滑，而中国却在显著上升。在外交战略上，美国在相对衰落态势下回归亚洲，搞再平衡战略，加大了对亚洲的军事、经济、外交投入。由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所具有的经济能力、议程设定能力以及布防能力，中国在周边加速发展的局面被阻遏。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已经不大能容纳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而周边国家则要求更多地分享中国的经济成果。
中国周边经济外交的任务增多，挑战更大。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将日益紧密，中国很难再以较低代价获得美国提供的地区安全公共品，相反美国已经逐步加大安全的投入，包括挑动周边国家进行军费扩增，特别是放纵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兜售武器，这将给中国的安全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周边要求中国继续加大经济的地区性投入，并且通过引入美国力量来约束中国的谈判能力。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东亚的海上安全挑战方面，由于美国介入和周边国家挑衅，海上安全问题牵涉了中国大量的国内政治成本，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布局周边事务时遭遇国内民众的质疑，严重推高了中国经济外交的成本。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外交中相对比较直接的手段已经难以实现政府目标，目前需要以更加巧妙的方式进行，包括要求东道国更多社会性力量参与，提高透明度，增大东道国改弦更张的成本。最终，经济外交手段与目的的更加协调，要求中国的决策界对国际政策的国内效应做更多考量。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为外交服务，减轻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比如，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享受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日益加深，试图在安全上借重美国之力，制衡中国，管控中国崛起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目前，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态势。对此，中国的外交应该深刻反思，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为中国构建理想的周边安全环境服务。随着经贸往来的密切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经济作为一种手段为中国外交服务的意识和实践正在探索中，并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在2012年4月，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发生对峙，菲律宾态度强硬。在中国停止对菲律宾旅游以及加强对菲律宾进口香蕉的检疫后，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在外交态度上有所缓和。
具体到像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的是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的研究。直接投资是政治敏感度很高的企业经营行为，即便是在国际市场纵横多年的西方大公司也得小心谨慎对待。而中国企业非常欠缺对中国市场之外的深入认识，在这方面的准备十分不足，近年来时常听到中国企业因为对东道国政治情况、工会关系、法律制度以及政商生态不了解，损失惨重的例子。比如，近年来由于缅甸政府与其国内少数民族关系紧张，结果殃及中国与缅甸的经济合作项目。在国外势力的煽动下，缅甸的一些非政府组织鼓动民众以环境保护为由反对密松水电站建设，最终导致密松水电站的停建。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仅在缅甸遇到风险，在邻国蒙古也遇到过问题。经济落后的蒙古国地处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在投资蒙古方面，中国应该拥有绝对的地缘优势和经济优势。然而，中国央企之一的中国铝业在收购蒙古企业时就碰了壁，蒙古政府部门还准备立法来限制外资的进入，这一政策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企业。这些例子表明，经济外交的实际效果除了要算政治账外，也要算经济账。企业家不能只依靠一两个政府文件，而必须对东道国的政情、民情、社情进行深入了解，以确保投资收益。
在对外援助领域，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国际、国内效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资金投入。但同时，中国长期进行对外援助，为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强调互利共赢，来自国内的压力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无偿援助，且不说这种方式得不到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就在国际上也会遭到质疑。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过去在发展经济外交，尤其是以经济手段促进外交关系发展过程中，多采用经济援助、直接帮助欠发达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等方式，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仅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632个项目，虽然这也是国际经济外交常用的方法和手段，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方式的弊端越来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最突出的就是被援助国家始终不能形成自我造血功能，相反，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种族之间、部落之间，甚至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之间矛盾越来越深，冲突越来越多，甚至发生战争。而中国通过积极外交投入到这些国家的资金、物资和建设项目等，也难以发挥最大的效用，甚至遭受各种破坏。因此，要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实现从输血型援助到造血型扶持的转变。
中国的援助应更多地投入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让我们的援助与受援国当地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为当地的民生进步植入有机力量，使普通老百姓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多好处，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认知环境，从而为中国企业的属地化经营创造外部环境，提高企业在当地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从战略目标支配经济手段的运用来看，中国还比较欠缺对禁运、制裁、配额、进出口控制、推迟援助、冻结资产、关税歧视等所谓经济方略有效性的评估。中国与日本不同，不仅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安全以及军事领域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潜在的使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机会、要求都会增多增强，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外交将日渐摆脱日本式经济外交特征，经济增长不再是唯一的战略目标。
